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股市日内风险传染:来自欧债危机时期的证据

本文主要着眼于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股市之间的日内风险传染现象,使用日内5分钟数据,应用FFF回归、FIEGARCH模型、ARFIMAX模型的波动溢出三步检验法,对内地股市与其他三个东亚股市之间的日内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股市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国内地与日本股市互不影响;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股市之间,虽然在非恐慌时期几乎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进入恐慌时期后中国台湾股市显著受到内地股市影响.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股市下跌时的波动溢出效应比上涨时要大.     

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

借鉴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产业、企业组织、战略和竞争以及政府与机遇六个方面对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然后通过逐步回归最终选定7个指标对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7个指标之中只有因为科研投入结构不合理以及城乡数字文化消费差距,导致科研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以及居民消费水平年增长率对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是负向的关系,其他因素均是正向的关系。在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众多影响因素之中,数字文化产业开放度的作用最大,这可能与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有关。     

领导者中庸思维与组织绩效:作用机制与情境条件研究

中庸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突显的思维方式之一,近年来在心理学领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但是将中庸思维应用于领导理论并分析高层领导者的中庸思维对组织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却很鲜见。本文以高层领导者的中庸思维为自变量,在对其概念进行归纳和界定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论证了其对于组织绩效的影响作用,以及组织两栖导向在其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和不同情境条件下组织两栖导向对组织绩效影响程度的变化,并运用中国企业层面的数据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显示:高层领导者的中庸思维对组织两栖导向和组织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两栖导向在中庸思维与组织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员工间的联结性与部门间的相依性在两栖导向与组织绩效之间起着协同调节作用,两栖导向、员工间相依性和部门间联结性之三维交互对组织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层领导者不仅要通过多方思考、和谐性和整合性之中庸思维来提高组织绩效,而且要通过建立组织的利用和探索之两栖导向,以及建立员工间的联结性和部门间的相依性这两种组织协调机制,提高组织利用现有资源和开发新机会的能力,从而提高组织绩效。     

“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吸引外资的影响与促进措施

"一带一路"战略应当是双向发展战略,除推动和深化我国对外投资,也应为我国在新常态下进一步吸引外资、提升外资发展水平创造有利局面。随着我国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外商投资对经济发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深入研究新常态下我国外商投资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给我国外商投资发展带来的重要机遇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应当抓住机遇,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有效提高我国外商投资发展水平。     

自然条件、行政等级与中国城市发展

本文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自然条件以及行政等级对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作用,并以中国1985~2010年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构建有序响应模型(Ologit)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优越的自然条件、较高的行政等级能够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行政等级优势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的"政府主导+市场推动"模式,另一方面也从理论与实证上证明了宜居环境对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     

动态环境下变革型领导行为对探索式技术创新和组织绩效的影响

现有针对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研究多数是从中基层领导者所影响的个体或团队层次展开的,从高层领导者及其所处的组织层次来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目前数量有限的关于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普遍忽略了对中介机制和调节影响因素的深入探讨.基于对现存研究缺口的认识,本文构建了包含中介环节的调节效应概念模型,并通过中国297家企业样本的实证检验,得出了以下结论:企业高层领导者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对组织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且探索式技术创新在其中承担部分中介的作用;环境动态性对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但在这种调节作用产生效应过程中,探索式技术创新起了完全中介的作用.本研究证明了中介调节效应模型能更好解释变革型领导行为对组织绩效作用的机理,同时也对拓展现属于组织行为学领域的领导理论的研究范围和角度提出了建议.     

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战略与组织的视角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其突破性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然而目前对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研究仍然是以定性研究为多而定量研究为少,关于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成因的研究则相对更少。本文从战略和组织的双重视角出发,在对现有文献进行回顾和归纳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并运用中国的企业样本,采取多源数据取样的研究设计以降低同源误差的影响,运用层级回归方程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验证,研究结果发现,有机式组织结构对突破性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探索者战略也有利于突破性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而有机式组织结构与探索者战略的交互对突破性技术创新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讨论了本文的研究启示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利用外资推动农业产业化

对外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带来的经济增长、技术外溢等作用已经得到体现,而在农业领域,外资在促进农业产业化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农业领域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偏小的原因何在?文章在分析我国农业领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状况的基础上,从培育龙头企业、缓解资金、技术、人才瓶颈等角度深入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功能和机制,指出我国农业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存在的外资数量少、来源地集中和分布不平衡等问题的深层原因,提出现阶段有效利用外资推动实现农业产业化的政策主张。     

国际投资规则新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

近些年来,国际投资领域出现新兴国家对外投资崛起、国际投资争端频发、看待国际投资态度转变等新的变化,国际投资规则的内容、结构也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国际投资规则发展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自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已经从单纯的资本输入大国转变为兼具“主要资本输入”和“重要资本输出”双重地位的国家,中国应加快在投资规则中的立场转换,提升投资保护待遇,逐步引入企业社会责任条款,平衡东道国和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     

数字经济赋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作为新科技革命中诞生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深刻重塑了原有的经济活动形式,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了全面准确了解数字经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在阐述数字经济与新发展格局基本概念和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数字经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机理和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当前经济循环活动中生产、流通、分配、消费4个环节均存在堵点,阻碍了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而数字经济发展在通过推动产业升级、激发内需潜力、聚合区域市场、助力创新驱动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同时,通过推动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机制转变、创新国际贸易模式促进了国际大循环的畅通;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联动效应,有助于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研究表明,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积极作用,需要进一步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自主创新体制,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在国际市场中加快数字产业“走出去”的步伐,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数字贸易竞争力。